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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15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（第1页）

贞观十二年（公元638年，戊戌年）

春天正月乙未日，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：“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，都得下车，这不符合礼仪规定呀。”皇帝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轻视我的儿子们啦。”特进魏征说：“各位亲王的地位和三公相当，现在的三品官员都是九卿、八座这样的官职，为亲王下车，确实不合适。”皇帝说：“人这寿命长短不好说，万一太子有个三长两短，谁能保证以后这些亲王不会成为你们这些人的主子！怎么能轻视他们呢！”魏征回答说：“从周朝开始，皇位都是子孙相继，不立兄弟，就是为了杜绝那些庶出子孙的非分之想，堵住祸乱的源头，这可是治理国家要特别警惕的事儿。”皇帝听了，就采纳了王珪的奏请。

吏部尚书高士廉、黄门侍郎韦挺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、中书侍郎岑文本把《氏族志》编写完成，呈给皇帝。在这之前，山东地区的崔、卢、李、郑这些家族，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门第出身。哪怕家族已经衰落了好几代，要是其他家族想和他们通婚，他们肯定会索要很多钱财。有的人甚至离开家乡，还硬说自己是名门望族；有的兄弟几个本来地位相当，却因为妻子娘家的势力互相攀比。皇帝特别讨厌这种风气，就命令高士廉等人全面搜集天下的族谱，和历史典籍对照，考证真假，分辨家族的辈分，把这些家族按等级划分，褒奖提拔忠诚贤良的家族，贬斥有奸恶叛逆行为的家族，一共分成九个等级。高士廉他们把黄门侍郎崔民干列为第一等。皇帝说：“汉高祖和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灌婴这些人，都是出身平民百姓，你们到现在还推崇他们，觉得他们是英雄贤才，难道是因为他们世代享受俸禄吗！高氏在山东割据一方，梁、陈偏安江南，就算他们那儿有人才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何况他们的子孙才能品行都不行，官职爵位也都没落了，却还高傲地拿门第出身自负，靠着卖祖坟上的树木来攀附富贵，简直是抛弃廉耻，我都不明白世人为什么还觉得他们尊贵！现在三品以上的官员，有的靠高尚的德行，有的靠卓越的功劳，有的靠出众的学识，才获得了显贵的地位。那些衰落时代的旧家族，有什么值得羡慕的！有人想和他们通婚，就算送很多金银绸缎，还是被他们看不起，我都搞不懂这是啥道理！现在我想纠正这些错误观念，舍弃虚名，看重实际，可你们还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，这是轻视我的官职爵位，只知道迎合世俗的观念。”于是就重新下令修订，专门按照现在朝廷官员的品级高低来划分。这样一来，皇族排在首位，外戚排在其次，把崔民干降为第三等。《氏族志》一共收录了二百九十三姓，一千六百五十一家，颁布到全国各地。

二月乙卯日，皇帝的车队往西返回；癸亥日，到了河北，去观看砥柱。

甲子日，巫州的獠人造反，夔州都督齐善行把他们打败了，俘获了三千多男女。

乙丑日，皇帝去祭祀禹庙。丁卯日，到了柳谷，观看盐池。庚午日，到了蒲州，刺史赵元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穿上黄纱单衣迎接皇帝的车队，把官署和楼观装饰得特别华丽，还养了一百多只羊、几百条鱼，用来馈赠给皇帝的贵戚。皇帝责备他说：“我巡视黄河、洛水一带，凡是需要的东西，都从官府仓库里取用。你做的这些，都是隋朝灭亡时的恶劣习俗。”甲戌日，皇帝到了长春宫。

戊寅日，皇帝下诏说：“隋朝以前的鹰击郎将尧君素，虽然像桀的狗朝着尧狂叫一样，违背了弃暗投明的志向，但他也像疾风里的劲草，确实体现了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气节的心。可以追封他为蒲州刺史，还要找到他的子孙上报给我。”

闰月庚辰初一，发生了日食。

丁未日，皇帝的车队回到京城。

三月辛亥日，着作佐郎邓世隆上表，请求把皇帝的文章收集起来。皇帝说：“我发布的那些对百姓有益的诏令文辞，史官都会记录下来，这就足够让它们不朽了。要是没什么益处，收集起来有什么用！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，他们都有文集流传于世，可这对国家灭亡又有什么挽救作用呢！作为君主，应该担心的是没有好的德政，文章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！”于是没有答应。

丙子日，因为皇孙出生，皇帝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。皇帝说：“贞观之前，跟着我打天下，这是房玄龄的功劳。贞观以来，纠正我的过错，这是魏征的功劳。”说完，给他们都赐了佩刀。皇帝问魏征：“我现在处理政事和往年比怎么样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威望和德行所影响的范围，比起贞观初年那是远多了；但在让百姓心悦诚服这方面，却比不上以前了。”皇帝说：“远方的人因为敬畏我的威望、仰慕我的德行，所以前来归服；要是在让百姓心悦诚服方面比不上以前，那他们为什么还来归服呢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陛下以前因为国家没治理好而忧虑，所以每天都在增进德义；现在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好了，就安于现状，所以比不上以前了。”皇帝说：“我现在做的和往年一样呀，有什么不同呢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陛下在贞观初年，担心没人敢进谏，经常引导大家说话；中间阶段是乐意听从谏言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虽然勉强听从，但脸上还是有不情愿的神色。这就是不同之处。”皇帝说：“能举些例子给我听听吗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陛下以前想杀元律师，孙伏伽认为按照法律不该判死刑，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，价值百万。有人说：‘赏赐太厚了。’陛下说：‘我即位以来，还没人进谏，所以要重赏。’这就是引导大家说话。司户柳雄虚报在隋朝的资历，陛下想杀他，后来采纳了戴胄的谏言，就没杀。这是乐意听从谏言。最近皇甫德参上书劝谏修建洛阳宫，陛下很生气，虽然因为我的话停止了修建，但也是勉强听从。”皇帝说：“要不是你，我都意识不到这些。人就是很难自己认识自己呀！”

夏天五月壬申日，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去世，皇帝哭得特别伤心。虞世南外表温和柔顺，内心忠诚正直，皇帝曾经称赞虞世南有五绝：一是德行，二是忠诚正直，三是博学，四是文章辞藻，五是书法。

【内核解读】

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中期的政治生态与治国理念，从礼制争议到制度改革，从君臣互动到君主自省，每一件事都折射出“贞观之治”的核心特质，也暗藏着治世之下的细微变化。

礼制争议：纳谏背后的“制度防乱”思维

王珪、魏征反对“三品官为亲王降乘”，核心是拒绝因皇族身份破坏“三公九卿”的官僚等级秩序；而李世民最初的辩解——“万一太子不幸，诸王或为你们之主”，实则暴露了他对“玄武门之变”后遗症的隐忧。最终他采纳建议，本质是认可了魏征“子孙相继、绝庶孽窥窬”的制度逻辑：相较于临时的身份敬畏，稳定的继承规则（嫡长子制）才是杜绝祸乱的根本。这一决策跳出了“护子”的私人情感，回归到“治国重制度”的理性，也是贞观朝“纳谏”的核心价值——不是君主妥协，而是为统治长治久安接纳更优的治理方案。

《氏族志》修订：打破门阀垄断的“社会革命”

魏晋南北朝以来，“崔卢李郑”等山东士族以门第自矜，即便家道中落，仍靠“卖门第”联姻敛财，形成了“门第高于官爵”的畸形社会观念。李世民强令修订《氏族志》，将“以今朝品秩为高下”作为核心标准，甚至把皇族抬到第一、旧士族崔氏压到第三，本质是一场“权力再分配”的社会改革：